梁晓声文集·散文2（308584）

《梁晓声文集·散文》尽可能全地收录了梁晓声迄今为止创作的全部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渗透了社会历史的变迁、风俗人情的移易、人性心灵的内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史诗似的描绘了时代的全景，讨论了诸多社会热点问题。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荣成市泊于镇温泉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1968年到1975年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劳动。 1977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 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 2002年开始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 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9年7月，获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8月16日，凭借作品《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2019年9月23日，梁晓声长篇小说《雪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文集 散文精选

中国农民宝贵的儿子 杨豪是中国农民的儿子。 我认为，他还应被视为中国农民们的宝贵的儿子。 这是我读他的新作《中国农村鉴证》之后所产生的第一种想法。 而这一部《中国农村鉴证》，已是他所著的第四部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书了。他的《农民的呼唤》《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忧思录》《中国农民大迁徙——都市农民工生存状态实录》，都已像《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一样，产生很大的社会反响，有过很肯定的评价了，此不赘述。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之点乃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国家的十三亿人口中，有近八亿是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彼国们，农村人口大抵仅占百分之几，甚或零点几。在有些国家，面对一个农民是令城里人特别讶然的事。并且一般而言，他们的农民并不意味着便是穷而无助的人。故对于彼国们，政府管理好了城市，服务好了城市人口，便几乎等于管理好了整个国家，服务好了全国人民。 对于我们中国，显然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八亿多中国农民中，仍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其贫困程度，往往令心肠不那么硬的人见之泪流，闻之叹息。而另外的大多数中国农民，其实也不过才达到温饱的生活水平而已。其温饱，还是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以后的近年才达到的。并且，在达到了温饱生活水平以后，又出现了种种新的困扰，远忧历历在目。中国农民基本上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利益诉求主要还依赖于关注“三农”问题的有良知的各界社会人士们的代言。 杨豪便是广大中国农民们的真诚的、坚持着的、受到打击甚至威胁也无怨无悔的一个代言人。 我觉得，他对于他自觉肩负起来的这一种社会责任感，履行得是比某些人大代表，某些政协委员还要执着还要不遗余力的。 所以我视他为中国农民们的一个宝贵的儿子。 像他这样一个中国农民们的宝贵的儿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全中国是要好好地加以爱护的。我们应该使他能在我们的爱护之下，继续及时用他的笔反映我们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种种真实的现状，并在他那种种心情沉重又沉痛的忧思的影响之下，感召之下，也共同来思考怎样使八亿多农村同胞生活得更好些，日子过得更容易些。否则，我们这个时代岂不是太麻木了？我们的社会之眼岂不是等于瞎了？我们整个国家岂不是太冷了？ 我进一步认为，爱护杨豪，不，爱护杨豪们，也便等于是间接地爱农民们了。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值得爱的农民。没有他们，哪里有中国之今天呢？在中国这一个国家里，他们一向默默奉献，却又一向受益最少。从这么一种逻辑上讲，爱护杨豪们，意味着是有点儿感恩心的人，也简直可以说就是爱国了！ 有不爱中国农民们的中国爱国者吗？ 指出一个给我看！ 而某些因了杨豪的书竟视他为眼中钉的人，我认为他们的良心是大大地坏了。 杨豪以及杨豪们所写的书，我是写不出来的。我对农民和农村的了解与洞察，比之于杨豪和杨豪们，视野是非常有限的，感受是非常肤浅的。他们将我每想写而终究也写不出来的书写出来了，我对他们的敬意大焉。 《中国农村鉴证》这一部书，才看完目录便已使我肃然。共十二篇，细分为八十个方面的问题。没有一种大真诚，没有一种大情怀，心里是装不下如许多关于农民和农村的忧思的。 杨豪此书，写得十分感性，也写得十分理性。显然，他要求自己在写时理性多一些，但给我的总体印象，还是感性多一些。又显然，杨豪本是特别性情的人，故我认为，不必非要求他的书像专家学者们的书一样无懈可击。 事实上，专家学者们的书也从来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他在书中举到的三五事例，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可能是会引起质疑的。但，以我也同样关注农民命运和农村发展现状的视野看来，他书中所列八十个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确确实实是令人忧思，值得指出来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八亿多农民的国家，许多问题仍是积重难返的沉甸甸的问题。“三农”问题尤其如此，即使集中世界上最有责任感，最有情怀也最有办法的一些人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恐怕也还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吧？ 但，首先必得有杨豪这样的人将问题一一指出来。除了以下一点，我对此书的内容并无异议。便是，杨豪他在感慨于农民们晚年的生活状况极令人同情时，对比城里人写道——“不像城里人退休后都有丰厚的退休金……” 我建议这句话改一改——城里也有令人深为同情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家；城里人退休后并非都有“丰厚”的退休金，比如许许多多的工人。在有些城市，工人的退休金是很低的。 我们这个国家，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其实是类似“国家主义”的发展方略，所以既不但欠农民的“国债”，其实也欠许许多多工人的“国债”——只能慢慢地兑现承诺，补偿奉献。 这实在是挺无奈的。 正是在以上方面，我觉得杨豪写时还是感性多了一些。 然而，实在是可以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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