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背后：什么影响了我们的选择（310575）

决策科学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 自为理论——在理性人假设和行为主义之间开辟的一条极富启示性的道路。 理性人假设认为：我们是理性的个体，做决定的目的是优化我们的偏好。 行为主义者认为：我们依赖于思维捷径，并遵从预先存在的偏见。 然而这两种理论依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一些看似“毫无理由”的行为，比如： 为什么我们偶尔会竭尽全力帮助一位泛泛之交甚至是陌生人？ 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某只股票正在蓬勃发展却错过了最佳投资时机？ 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提前完成任务有诸般好处却常常拖延到最后一刻？ 为什么有些时候即便并不能带来名利财富人们也愿意沉迷工作？ ……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罗伯（Richard Robb）开创性地提出了决策理论的第三种理论方法——自为理论。该理论解释了许多看似毫无理由的选择，是如何属于作者所定义的“自为”领域的，对我们更好理解人类从表达工作欲望到管理日常互动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把新钥匙。

理查德·罗伯（Richard Robb），美国著名投资银行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职于日本第一劝业银行、CRC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

自为理论——决策科学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 在理性人假设和行为主义之间开辟的一条极富启示性的道路。 理性人假设认为：我们是理性的个体，做决定的目的是优化我们的偏好。 行为主义者认为：我们依赖于思维捷径，并遵从预先存在的偏见。 然而这两种理论依然不能完全解释一些看似“毫无理由”的行为，比如： 为什么我们偶尔会竭尽全力帮助一位泛泛之交甚至是陌生人？ 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某只股票正在蓬勃发展却错过了最佳投资时机？ 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提前完成任务有诸般好处却常常拖延到最后一刻？ 为什么有些时候即便并不能带来名利财富人们也愿意沉迷工作？ ……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罗伯（Richard Robb）开创性地提出了决策理论的第三种理论方法——自为理论。该理论解释了许多看似毫无理由的选择，是如何属于作者所定义的“自为”领域的，对我们更好理解人类从表达工作欲望到管理日常互动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把新钥匙。

第一部分 生活是一杯混合饮料 第一章 冒险：跳出选择的目的性 首先，我要在这里进行一段自我忏悔。比如，当事情发生变化时，除非走投无路，否则我一般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使改变，也是尽可能地少改。又如，我是一个工作狂，虽然平素喜欢假装工作令我很痛苦，但事实是，没有工作的话，我将会迷失方向。再如，我之所以常常拖延是因为越临近最后期限，无聊的任务越会令我兴奋。还有，我买牛奶时会仔细比价，会因20美分的差价而选择去更便宜的超市，但是18年来，我一直把哥伦比亚大学给我的退休金投资于收益率低的货币基金，错过了蓬勃发展的股票市场，而我还教经济学。此外，我偶尔会尽力帮助一位泛泛之交，但其实有更多值得我去帮助的人。即便如此，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我并不对以上谈论到的这些内容感到尴尬，因为这是人类的普遍境遇。我不认为自己特别受行为偏差困扰，虽然行为偏差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为没有达到高度理性而找到的挡箭牌。好吧，也许我确实会时不时地掉入陷阱，例如“禀赋效应”（高估自己已经拥有的物品的价值）或“乌比冈湖效应”（和美国93%的驾驶人一样，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但很难确定是不是行为偏差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毕竟话说回来，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盲点问题。 我并不认为是偏见造成了我的选择固执、“好劳恶逸”、任由问题加剧（尽管明知事前预防远远好过事后弥补）、个人理财方面草率行事，以及随机性的利他主义或其他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恰恰相反，我认为我的行为源于无可指摘的人类本能冲动。拥有与他人和我们以往经历相契合的信念，并长时间保持这些信念，已成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机器人为了达到目标可以实现灵活转向，但我却不能——为什么我要改变信念来满足未来的我可能会有的愿望？我还意识到，工作和参与许多活动一样，部分原因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例如希望增加经济利益、促进同事情谊、提升地位；部分原因则是希望享受类似游戏般的愉快体验——在游戏中，我们只是玩。我们在世界舞台上表演，仅此而已。 然而，感觉却并非如此。我们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或不断重蹈覆辙。从某种程度上讲，那时的我们很可能觉得自己正在向目标靠近。当我们毫无目的地行动时，往往会在事后为行动编造理由，就像正在睡觉的人听到狗吠便可能把它编织进自己的梦境一样——如此编造理由有助于我们维持理性的自我形象。 看起来我似乎不认同经济学理论的支柱——理性选择，但这其实是个误会。理性选择阐明了我们很多行为的原理，它强调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来满足需求；我们会比较所有的可选项，然后选出偏爱的那一个。 我没想对此理论发起攻击，事实恰好相反。每个学期开始时，学生通常会提出两种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而我总是会选择为此理论辩护。这两种反对观点，一是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计算机器，二是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第一种观点毫无根据，原因在于无论能否意识到，我们的行为事实上都很可能遵循了理性选择理论。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讲述了一头大象穿越欧洲的故事。这头大象一路上经过了无数桥梁，但在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梁面前驻足不前。即使看到人和马都纷纷通过了，这头大象仍然选择停下脚步，因为它感觉这座桥将无法承受它的重量。[1]这头叛逆的大象揭示了许多经济学理论背后的重要直觉：当一项决定举足轻重时，人甚至动物都是相当聪明的。 至于第二种反对观点，经济学并不假定人们只关心他们自身及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个体选择满足或效用最大化也可能是由利他主义、为他人福祉考虑或遵守道德标准等多项因素驱动的。 就算考虑到利他主义，并能接受计算得失可基于直觉这一说法，相信你自身是一个严格的理性人也可能使你不安。对此，传统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即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拓展了理性选择理论，将偏见和直观推断纳入其中。一个按偏见行事的人也会试图达成个人所求，但经常达不到目的。行为经济学家希望通过识别偏见来帮助人们修正行为，并使其按照经济模型行事。如果说理性选择理论一味地将人视为偏好决定行为的机器人，那么行为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些机器人的程序设计不当。 理性选择和行为经济学都假定行为是有目的的，人们努力使结果最优以满足既定愿望——人们要么知道自身偏好并能准确描述，要么可以感知偏好，表现得就如明白自己所想所求一样。有目的的选择模型可以解释很多事情，但不能解释一切。有时，我们采取某些行为不是为了任何实际利益，而是仅仅愿意这样做而已。我们无法对这些行为及其他行为进行排序或取舍。这些行为属于行为的第二个领域，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为了行为本身的“自为行为”。 假设一位妻子准备跳入河中去挽救她溺水的丈夫，我们不会指望她表现得很理性。所谓的理性是指，妻子会计算出挽救丈夫带来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并乘以成功挽救丈夫的概率（扣除丈夫自救的概率），然后减去她溺水的概率乘以她自身的价值所得到的数值。就事论事，溺水的是她所爱的丈夫已经能让我们的讨论变得足够简单了。若要证明她的行为是在遵循某种一般性原则，任何理由、任何模型或计算，以及任何尝试都将不会比以上事实更有说服力。如果我们认为她当时的决定还有其他原因，那么用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话说，就是“多此一举”。 “自为行为”与其他行为的区别并不在于该行为的决定是否攸关性命。日常中许多非“拯救丈夫”级别的行为都属于“自为行为”的范畴。在普莱斯顿·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1942年的爱情喜剧电影《棕榈滩的故事》（The Palm Beach Story）中，得克萨斯州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香肠大王（Wienie King）[3]决定向身无分文的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饰演的女主角伸出援助之手——她让他想起了自己一无所有的年轻时代，故而不由自主地对她进行了一次无偿馈赠，给了她700美元后便说了“再见”。即使可能有其他人更值得得到帮助，但香肠大王也不可能帮助他遇到的每个人。他因女主角而做出的“自为行为”是无法预料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做罢了。 在这些情况下，不管是挽救丈夫的妻子，还是大发善心的香肠大王，他们都不是根据任何计算来采取行动的，但他们在一些场合肯定还是会根据计算来行事。我并不是让大家完全放弃选择的目的性，只是想提醒诸位，要认识到关于人类行为的故事还有更多内涵。也许你的大多数行为都符合目的性模型：有时，你表现得很理性，对自己的最佳行动方案充满信心，并能够解释清楚背后的逻辑；有时，你就像那头超级聪明的大象，仅凭直觉就能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有时，你也会成为行为偏差的“受害者”。但是，其他时候，你的行为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 诚然，我不会提倡“行为不必有明确的目的”“行为不必结果最大化”，但我也不认为我们总是要根据已知信息去选择看起来最优的选项。照此看来，我的立场并不一致，究其原因，不仅因为我是一名经济学家，还因为我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芝加哥大学可是理性选择这一经济学理论的“最高殿堂”，而我依旧热情地向我的学生传授着这一理论。

第一部分 生活是一杯混合饮料 第一章 冒险：跳出选择的目的性 第二章 人类行为的二分法 第二部分 信念 第三章 性格决定行为 第四章 金融市场淘金：解析冒险行为 第五章 集体中的自为决策 第三部分 人 第六章 利他行为 第七章 公共政策 第四部分 时间 第八章 改变主意 第九章 经济人与游戏人 总结 目的性与自为性的平衡 致谢